王晓鸣:大师辈出 名医璀璨

发布:2019-02-12 16:14:00 | 来源:邵田田《越医文化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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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行业,若要形成一个流派,不外乎两大标志:一是有代表性的名人,二是出版名著。

正是三朝御医戴思恭、一代宗师张景岳、绍派伤寒奠基人俞根初等名家以及以《景岳全书》《通俗伤寒论》为代表的巨著,支撑起了千年越医品牌。


戴思恭:丹溪嫡传,三朝御医

戴思恭,明代著名医学家。朱元璋时被朝廷征为御医,曾任太医院使,永乐初年辞归一历任洪武帝、建文帝、永乐帝三朝皇帝的御医,在全国仅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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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恭自幼庄重,不苟言笑,孝谨温良,读书明大义,颖悟绝人。弱冠之年追随名医朱丹溪学医。朱丹溪对戴思恭十分欣赏,“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他是同门中的佼佼者。相传有一病人服用朱丹溪的药没有取得理想的疗效,复诊时刚好碰到戴思恭,他只加了一味药后就治好了这个病人。朱丹溪知道后对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但他仍然一边行医,一边学习,往返马剑与义乌之间二十余年。

在明朝早期,官员掉脑袋是最家常便饭的事。御医“伴君如伴虎”,常常因为身涉宫廷的明争暗斗而难得善终。但戴思恭不仅生前名满天下,死后亦荣获帝王亲撰祭文祭奠,十分难得。

由于医术高明,洪武十九年,朱元璋久病不愈,听闻戴思恭的大名,于是传诏戴思恭进宫诊治。戴思恭也不辜负名医圣手的名号,一副药便药到病除,朱元璋高兴之下就将戴思恭召为太医院御医,戴思恭从此平步青云。

晋王得了重病,王府中的医生治疗后疗效并不佳,遂请戴思恭诊治,发现晋王病入膏肓,但经过戴思恭的治疗后一度康复了。戴思恭对晋王说,因病已深,如果复发那就无药可救。过了段时间,晋王旧病复发身亡。朱元璋得知晋王病死的消息后十分沉痛,便迁怒于王府太医,欲治罪。戴思恭知道后,对明太祖说,晋王的病上次是他治好的,当时已病入膏肓,如果复发则必死无疑,现在的情况果然如他所言。明太祖听后就赦免了诸医。明太祖死前对戴思恭说:“汝仁义人也,毋恐。”朱元璋死后,“太孙嗣位,罪诸医,独擢思恭太医院使,奉政大夫”。

史载,永乐皇帝朱棣在还是燕王的时候患瘕,请戴思恭看病,“见他医所用药良是,念何以不效,乃问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蛭也。”治愈了燕王“瘕”病后,朱棣对戴思恭十分敬重,登基后赐予戴思恭一项权利:遇到天气不好的日子,可以不用上朝,即“风雨免朝”;见了皇帝,可以不下跪,即“朝见免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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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恭一生潜心医学理论,洞悉诸家奥旨;治疾多获神效,以医术名世。他的医学理论多能阐《内经》之旨,开诸家之悟。翰林学士王汝玉认为,戴思恭的医学“所得于丹溪者,触而通之,类而比之,研精殚思,明体适用。后人能知丹溪之学者,是公有以倡启之也”。朱国桢则尊其为“国朝之圣医”。他在学术上继承了丹溪学派“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且有所发挥,提出“阳易亢,血易亏”的气血盛衰理论,强调顾护胃气,辨证精到,施治圆活。

戴思恭尊重自己的老师,但从不盲从。他写的《推求师意》一书,虽是本着探究其师朱丹溪之道,予以研究阐发,发挥老师的未竟之意。但他也善于灵活运用,不拘一家之言,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借鉴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等人的长处,取长补短,兢兢业业,显示出一代良医的优秀风范。

所以,他被后世称为“明代医学之冠”,实乃当之无愧。


张景岳:一代宗师,仲景再生

无论是越医,还是整部中医史,张景岳这个名字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他还在世时,百姓就把他“比之仲景”,当代名医姜春华更是称他为“仲景后第一人”。

原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连建伟教授说:“张景岳与其《景岳全书》,论其整体性、全面性、辨证性,至今无人能超越。四百年前的《景岳全书》,现在还是中医药大学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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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岳的人生轨迹和大多数名医有点不同。他祖上立下军功,世袭“绍兴卫指挥使”,算得上军官世家了。父亲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所以张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13岁时随父亲游历京师,拜名医金英为师,尽得真传。然而他并没有继续研究医学,当时北方蒙古族、满洲军事力量兴起,漫长的边境线时常被侵扰。张景岳决定继承家族传统,从戎报国,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

可惜,张景岳生不逢时,明末政治腐败,军事局势一败涂地。五十七岁时,张景岳心灰意冷,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回到山阴老家,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于是世上少了个杀敌的将军,却多了个救人无数的名医。张景岳78岁时去世,仅4年后,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杀,大明灭亡。

张景岳为将时足智多谋,用兵不拘一格,这一点也影响到他的医药观。他认为“用药如用兵”,主张对症下药,灵活用方。他创八阵之说,自制新方,屡见奇效。其中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著名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用。

在长期的实践中,张景岳结合研究《内经》,针对传统的中医观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大胆地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等理论,提倡温补之说。这是中医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其著作《类经》分经文12类,将《灵枢》《素问》分门别类后加上详细的注释,敢于破前人之说,取他人之长,有独到的见解,是明朝以后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张景岳个人的医学成就,则集中体现在《景岳全书》。《景岳全书》集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等之大成,共集成64卷,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全书》也成就了张景岳一代宗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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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大明最流行的学说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张景岳也是心学的践行者,著书研究医理的同时,始终不忘悬壶济世。

人们把张景岳比作张仲景再世,甚至称他为“医术中杰士”。他当之无愧。


傅懋光:大医精诚,时疫克星

和张景岳同时代,还有一个绍兴籍御医,名叫傅懋光。

和戴思恭的平步青云、张景岳的优越出身不同的是,傅懋光的人生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傅懋光本是一个儒生,熟读四书五经,然而科举屡屡失败,生活十分艰辛。为了生计,不得不弃儒习医,详读《素问》《难经》及诸家医书。命运就此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他在北京学医三四年后,奉父命前往辽东寻找失散的胞弟,正好赶上当地流行时疫。

今天的人不太懂得什么叫时疫。古人特用来指一切流行的瘟疫,现代的禽流感、非典均可算作时疫范畴。

身为儒者的傅懋光谨记孔圣人“仁者爱人”的教诲,没有犹豫,当即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抗击时疫的工作中。他制方救人,“所活甚众”,所救之人一概不取酬劳。一时间,他的医德医术声名远播。

四年后,傅懋光回到北京。不巧的是,京师也正流行时疫。傅懋光再次大展身手,救百姓无数。朝廷听闻后,给予他奖励。在经过礼部考核后,被授以太医院吏目,允许他到御药房(圣济殿)供职,兼任教习官。虽然只是个从九品的芝麻小官,但也算是开启了傅懋光的御医生涯。十年后,他被升为御医(正八品)。

傅懋光的一生除了和时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外,也为明朝中医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万历四十五年,朝鲜国派遣内医院御医为医药学有关问题就职于明太医院,明朝庭对此甚为关注。经过调查发现,傅氏曾任太医院教习官,又在东北一带治过疫疾,学验俱丰,遂被任命为正教,主持对朝鲜内医院医官的讲学。傅懋光主持讲学期间,和朝鲜医官一问一答,对答如流,并留下了答辩纪要《医学疑问》一书,为明朝挣足了面子,创造了中医药中外交流的个成功范例。同时,他自己也官升一级,被升为上林苑右监丞。

傅懋光的仕途远没有结束。后来因多次为皇上治病有功,接连封官晋级,直至太常寺卿(正三品)。傅懋光用自己坚实的足迹,丈量了在那个时代“一个医官能走多远”的里程。

傅懋光年渐老,又因明代后期朝廷腐败,政治动荡,傅懋光不愿卷入朝廷纷争,于是以病老请求辞归。后退居乡间许多年,济世救人。明末有这样一位慈悲心肠救济众生的名医,是社稷之幸、百姓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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