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古籍是中医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在长期实践和世代传承中发展形成的宝贵财富，是中医药传统知识的重要处方部分，是我国数千年医学和诊疗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我国现存的中医药古籍约占我国全部存世汉文古籍的十分之一，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和宝藏。
2015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就是因为受中医药古籍《肘后备急方》的启示，发现了青蒿素。在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防控救治中，取得显著临床疗效的“三药三方”，也是在中医药古籍《伤寒论》的“经方”基础上化裁而来的，成为当代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同时，由于中医药古籍是我国特有的具有原创知识产权的重要战略资源，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科技价值，经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暗中觊觎甚至窃取、篡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医药古籍保护利用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古医籍，中医药界仍然存在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是古籍资源的数量和分布尚未全部理清，版本流传体系错综复杂，一些重要的中医药古籍流失国外，地域、种类和数量尚未全部查清；国内中医药古籍保存条件和保护现状堪忧，古籍善本、孤本破损严重且得不到有效修复，近三分之一的中医药古籍濒临失传；孤本、善本等珍贵文献或深藏馆舍，或流散民间，古籍文献缺乏系统整理。二是开发利用不够，大量中医药古籍文献沉寂在仓库和书架上，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特别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掘深度不够，古籍文献中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三是专业人才奇缺，尤其是既能从事中医药古籍文献研究，又能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专业团队和专门人才严重缺乏，直接影响了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成为制约中医药原创知识保护和传承创新的瓶颈。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指出：“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这为更好地传承保护和发掘利用中医药的文化精髓与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此，笔者对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开展海内外中医药古籍资源的普查。用五至十年时间，基本摸清海内外中医药古籍的家底和数目。在国内，开展第四次中医药古籍资源普查，编制符合中医古籍自身创作和分类特点与规律的《中医古籍著录规范》，构建“中医药古籍资源书目数据库”，将国内收藏中医药古籍的存藏状况、获取途径、利用方式等建档入库；在海外，促成与各国相关藏书机构的广泛合作，摸清流失海外的重要中医药古籍文献的情况，建立健全全球中医药古籍“认祖归宗，有效追索”的机制，推动珍贵古籍文献的原件或复制件回归祖国。
二是加快以《中华医藏》编撰出版为重点的中医药经典古籍的总结。《中华医藏》是继《道藏》《佛藏》《儒藏》之后，经过最大规模地系统整理的中华古典医籍，是从万余种医典古籍中精选2289种集结而成的，这是一项全面揭示中医药发展源流、系统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学术建设工程。《中华医藏》已立项并启动编纂多年，需要加快进度，争取早日出版，实现以保护为主的初衷。同时，要将国内保存的珍善本医籍与海外刊刻、传播的善本古医籍共同纳入“修典”统筹之中，组织行业专家，精选最具学术价值的古典医籍，以现代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采用校点排印及数字化的方式，编撰、出版经过精心选本、审慎校勘、规范标点的系列著作，为全球研究、利用中医药的读者提供文本可靠、阅读方便、检索便捷的中医药经典医籍和传世精品。此外，要从全球范围内精选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古典医籍，加以系统整理和权威解读，促进转化与应用。
三是推动中医药古籍的存藏保护与抢救修复工作。对各地馆藏单位的中医药古籍进行在线登记和定损定级，实施中医珍贵古籍定级与分类保护。支持馆藏单位对中医古籍文献进行扫描等整理，推动数字化和文本化。建立集中医药古籍数字资源和知识阅览于一体的国家中医药数字图书馆，以及中医药古籍阅览服务平台系统。建立国内珍贵古籍数字化共建共享机制。制作缩微胶片，加强对珍稀孤本中医药古籍的影印出版，实现再生性保护。开展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建立中医药古籍修复方案智能化应用平台，实现网上古籍破损诊断、修复方案推荐和修复技术展示，及时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实现原生性保护。
四是开展出土医药文献的集结整理与研究阐释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陆续出土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武威汉代医简》等大量医药文献和文物，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中医药历史和古籍文献的材料，为重新认定并梳理中国古代医药的源流问题、系统总结中医药学的辉煌成就提供了新论据。要加强对出土医药文献资料的整合，集结整理既往研究成果，倡导多领域学者间的合作，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多视角的研究方法，由中医药领域与文物考古领域专家等跨学科协作，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范围，开展出土医药文献的研究阐释工作，把中医药学的源流发展及其对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出来。
五是实施中医药古典医籍数字化重大项目。尽管中医药古籍的载体在不断更新，其所承载的中医药知识却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中医药古籍数字化研究是传统文献整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因此需要通过系统筹划、科学设计、有效组织，整合中医药古籍图文数据成果，建立中医药古籍数字资源库，实现中医药古籍图文数据的有效关联和系统呈现。要建设基于学术传承脉络的中医药古籍知识图谱，面向临床与科研需求，提供知识检索和知识发现的高效服务。探索人工智能在中医药古籍整理和临床诊疗决策中的应用，研发中医药古籍自动识别、标点、校勘、辑佚、引文分析的专门工具，提升古籍整理开发的效率；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古籍版权保护与利用、古籍知识溯源和行业协同创新工作之中。
六是促进中医药古籍文献活起来、用起来。中医药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开发利用上，要与提高中医诊疗水平和促进群众养生保健的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对相关古籍文献从源到流进行系统研究、全面梳理，挖掘其中的理论知识与关键技术精华。要开展中医药诊疗优势病种的疾病史研究，梳理疾病的诊疗发展脉络，提炼疾病诊疗指导思想，将其转化为对中医科研、临床的指导与借鉴。要编纂出版“古代名老中医医案经验集”“中医临床专病古文献类编”或“专科专方”“专病专方”等系列著作，为当代中医临床研究与新药研发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中医药古籍中蕴含着丰富的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知识，要顺应人民群众健康理念和需求的变化，运用手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平台技术，将古籍文献中不同种类的技术知识，根据不同人群需求，开发各类平台终端，便于民众检索查询、开放共享，真正使古籍文献科学普及，活起来、用起来。
七是加强专业特殊人才的培养。设立人才培养专项，发挥国家级平台的引领作用，聚焦重点关键领域和专业的传承创新团队建设，着眼于后备人才的长期培养，形成一支具备对存世、亡佚和出土医学文献高水平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能力的专业队伍。首先，开展全国中医药古籍整理、文物研究的培训。在全国范围内集结中医药、文史、考古、文物等方面的顶级大师，举办中医药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考古学和文物研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训，培养中医药古籍和文物保护、研究与利用的高端人才，逐渐形成合理人才梯队。其次，开展全国中医药古籍修复技术专业培训。抢救性继承古籍修复传统技艺，通过对破损古籍的修复实践，培养一批全国中医药古籍修复专业团队和专门人才。最后，开展全国中医药古籍知识服务和智能应用培训，通过对中医药古籍知识的采集加工和组织应用的相关研究和培训，培养一批在中医药古籍知识挖掘整理和研究利用方面高效运用信息技术的创新团队和专门人才。
总之，中医药古籍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议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调动全国中医药科技人员和古籍文献保护研究单位，以及信息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举全国之力统筹协调、有序推进，联合攻关加以落实。
（作者为国家卫计委原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这是作者在2021年11月26日全国政协召开的“加大中医药资源的发掘和保护”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的发言。）